九旬老母 陈大宏

我的母亲于1936年出生，按虚岁计算90岁。她出生于一个小镇的经商之家，在她8岁那年，我的姥爷送她到私塾读书，她是同龄人中少有的“文化人”。母亲17岁那年只身一人去了哈尔滨，在母亲表哥的介绍下，在当地一个医院做了一名护士。母亲的相册里至今留有一张黑白的合影照片，照片背景是一个三层楼的医院，照片里，母亲梳着不长不短的麻花辫儿，穿着白色的护士服。

我问过母亲，没有学过医护专业知识的她怎么能当护士呢？母亲说，解放初医院缺少专业医护人员，像母亲那样有文化的人，能看明白医生所下的处方，就会配药用药。母亲的生活轨迹本来会向着光荣的白衣使者的职业方向延展，没想到出现了一个大拐点和大转弯。

姥爷捎信给我母亲，让她回家结婚。原来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就与父亲有了婚约，我的爷爷家是普通的农家，当时爸爸在镇里的中学读书，但是他已经20周岁了，达到了当时法定的结婚年龄，所以两家老人就让他们完婚。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举动可谓“惊骇”：她先请假，坐完火车又转汽车，回到镇里，母亲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到了父亲所在的学校，凭着仅知道的父亲的名字，找到了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然后，母亲就回到姥爷家，按照约定好的日期和父亲结婚了。后来母亲和我们说过，她就是想见一见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不可心，就弃婚，回哈尔滨继续当护士。

结婚后的母亲就随着父亲去了农村老家，变成了服侍公婆、相夫教子的农村家庭妇女。父亲中学毕业后就在老家公社（现在的“乡”）当了一名老师，母亲的文化水平不比父亲低，但是，在那样一个落后闭塞的乡村，哪里会有母亲的就业岗位呢？父亲后来被调到公社的教育组，忙着筹建各村的学校。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忙里忙外，侍奉年迈的爷爷奶奶，照看三个年幼的孩子，同时侍弄房子前面一个很大的园子，园子里有着应时节的各种蔬菜，菜地旁边两棵沙果树，还有十几垄土地种着玉米。有一年，我家西红柿大丰收，左邻右舍的小孩都到我家园子里随便吃西红柿。我们摘下西红柿，并不清洗，蹲在地上，囫囵吞枣地吃掉，然后又跑到旁边的玉米地捉迷藏。

1975年5月的一天，父亲突发脑出血，因错失了最佳的抢救时间而撒手人寰。那一年，母亲39岁，哥哥18岁，姐姐13岁，而我刚刚能扶着炕上的窗台蹒跚走路。按照当时“接班”政策，哥哥可以“接班”参加工作，但是母亲不想让正在读书的哥哥中途辍学，于是政府给母亲安排了工作。母亲放弃了到学校教书的工作，而选择到当地供销社当售货员，因为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商店社交平台比较广，并不是母亲喜欢外交，是因为生活所迫。当时我们一家人都是吃“红本”（国家供应粮）的，不缺粮食，特别是当时农家稀缺的白面粉，在我家是家常便饭。但是，要把米面做熟，是需要燃料的，俗称“柴禾”，主要就是那些枯干的玉米秆、高粱秆，落地的干树枝、干树叶。当时的柴火都是村队按量分配给“农户”，而我家没有到田间干活的劳动力，所以每年怎样弄到那些干枯的柴火，曾经让父亲绞尽脑汁。而母亲选择到供销社上班，是为了与下面村社的干部有机会“业务联络”，进而方便走后门弄到宝贵的燃料。我依稀记得：有一年天空飘着雪，有人给我家送来一马车的玉米秆，母亲和哥哥姐姐那满脸兴奋的神情。

母亲在50岁就退休了，先后帮着哥哥和姐姐家带大了小孩， 在不知不觉中，她由“管护者”变成了“被管护者”。在85岁那年，母亲突然患脑梗，抢救后，不但行走艰难，而且口齿表达不清，就由花甲之年的姐姐天天照料着。担心把姐姐这个“小老人”的身体累垮，哥哥和我曾经商量为母亲找一个高档的养老院，可是想到母亲奉献家庭的一生，我们无论如何难以开口，或者说羞于启齿。

我经常赶在周末休息时去照料母亲，听着她模糊不清的话语，如同听外语一样，从她连续不断的话语中勉强能听懂几个“单词”，再结合我的揣摩，有时能明白二三分语意。我开玩笑说，母亲创造了“赵氏物语”（我母亲的名字是赵玉琴）。母亲的耳背也越来越严重，更多的时候，她借助助听器，我们凭着“惯性”，能交流日常的生活需求。但是无法进行日常的“唠嗑”！望着母亲老态龙钟的样子，我想起相册里母亲穿着护士服的青春洋溢的模样，总觉得很恍惚。我时常想，母亲当初从哈尔滨辞职回来结婚的决定，是因为见到了父亲，而当时他们说了些什么呢？是父亲的什么优点吸引了母亲这个知识女性放弃城市的工作，回农村当家庭妇女呢？很多的好奇再也无从知晓了，强烈的遗憾感涌上心头，以前有很多机会，为什么没能和母亲好好地聊聊天呢？

每次我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在小区的亭子里小憩，母亲总是深情地凝视着眼前的绿草和绿树，有时望望远处的天空，她沉默着，眼神平静而眷恋。

我的九旬老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