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民族地区的实践路径探究——以黔南州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南州”）作为西南多民族聚居区，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特色产业合作社、非遗文创、生态旅游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但仍面临内生动力不足、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失衡、数字鸿沟和产业结构单一等突出挑战。本文聚焦现实难题与探索创新，重点梳理其“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群众主体”协同、文化资源品牌化、数字乡村、生态产业化等实践路径，以期为民族地区现代化提供参照。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在黔南州面临的特殊挑战

第一，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对外部依赖偏重。部分偏远村寨“等靠要”思想尚未根本转变，群众市场参与意识薄弱。农民合作社发展迅速，但运行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合作社组织机构虚化、利益联结松散，存在“空壳化”“行政化”倾向，过度依赖政策，自主经营与市场适应能力不强，制约了成果巩固和可持续增收。

第二，民族文化传承与现代化冲突。马尾绣、苗绣、水书等非遗技艺因未能有效对接现代消费，面临市场萎缩和传承人断层的双重困境。传统手工艺产品形态老旧，难以融入当下生活，加之城镇化进程中年轻人对民族语言和习俗的情感淡化，文化断层风险渐显，“人走艺失、后继乏人”成为紧迫课题。

第三，数字技术应用滞后，人才支撑薄弱。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仍有盲区，部分乡村网络不稳、数字化终端缺乏，电商下沉受阻。农民数字技能不足，合作社缺乏电商运营、数据管理经验，难以支撑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化推广，特色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遭遇瓶颈。

第四，产业结构单一，市场竞争力不强。农业仍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产业链短，精深加工和分级包装环节滞后，都匀毛尖、罗甸火龙果等特色产品溢价有限。旅游业以观光为主，同质化明显，缺少深度文化体验和差异化业态，区域文旅品牌尚未形成，抗风险能力和综合效益偏低。

中国式现代化在民族地区的地方性创新与实践路径

第一，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群众主体”协同机制。通过“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模式，整合资源，推动标准化生产与品牌营销。以都匀毛尖为例，政府搭建产销平台，龙头企业负责精深加工与市场推广，农户以成员身份统一管护、共享收益，形成从茶园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罗甸火龙果、荔波蜜柚等产业也采用类似联合体，增强了小农户的组织化与市场适应能力，推动了品牌化转型。

第二，推动文化资源化、资源产品化、产品品牌化。搭建“黔南民族手工文创集市”，引入设计师对马尾绣、蜡染等纹样进行现代改良，开发服饰、家居等时尚文创产品，并通过展销和线上直播拓展市场。三都县将绣艺融入现代服饰，使非遗在当代生活找到新载体。这一路径让手工艺人获得稳定收入，强化传承信心，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增值的良性互动。

第三，实施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业智慧化水平。多点布局“数字合作社”与“云上农场”，在茶叶、水果基地引入物联网设备，实现气候监测、灌溉远程调控和全程数据追溯。开展电商运营、短视频营销等培训，培育本土数字带头人，弥补人才短板。从种植到库存的数字化管理，提升了农产品品控与品牌信任度，为产业升级提供数字支撑。

第四，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绿色发展路径。依托高森林覆盖率，发展林下铁皮石斛、灵芝种植及林蜂、林禽等复合经营，既守护生态环境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荔波、平塘等地利用自然景观与“中国天眼”等资源，打造森林康养、自然教育、天文科普等新业态，推动“观光旅游”向“旅居康养”延伸。这些实践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筑牢生态屏障，走出“两山”转化路径。

黔南州的实践表明，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内生发展与外部赋能并重，促进文化传承与现代转化共生，加快数字转型与绿色产业培育。唯有立足特色禀赋、激发主体活力，方能走出一条富有民族特色、生态底色和时代亮色的现代化新路。

（汪永彬，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