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冬至” 魏有花

冬至前后，天短得像被谁偷去了一截。下午四点钟，日头便斜斜地挂在西边枯树枝上，有气无力地泛着些白光。风从田野那头刮过来，穿过光秃秃的枣树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谁在远处吹着一管空心的竹子。这时候，母亲的眉眼却活泛起来——她又要做糍粑了。

做糍粑是件大事。头天晚上，母亲便把糯米淘洗得干干净净，浸在乌黑的大瓦盆里。白生生的米粒喝饱了水，一粒粒胀鼓鼓的，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第二天天蒙蒙亮，石臼已经摆在堂屋中央了。那是祖父传下来的老物件，青石凿成，内壁被岁月磨得光润发亮。父亲抡着枣木杵，一下，又一下，结结实实地夯在蒸熟的糯米上。每一声闷响，都震得地面微微颤动。热腾腾的米香混着水汽，在清冷的空气里弥漫开来，竟把寒意逼退了几分。

母亲蹲在石臼旁，双手飞快地蘸了凉水，趁着木杵抬起的瞬间，迅速将边缘的糯米拢到中心。她的动作又快又准，手指偶尔擦过滚烫的米团，也只是轻轻“嘶”一声，并不缩回。我看着那团雪白在石臼里翻滚、变形，渐渐变得柔韧、黏糯，扯出长长的、透亮的丝来。

“好了。”父亲喘着气说。

母亲便伸出双手，像迎接婴儿似的，将那团热气腾腾的洁白捧出来，轻轻放在抹了茶油的案板上。这时，她脸上会浮现出一种奇异的光彩，不是平日里的温顺和忍耐，而是某种近乎庄严的专注。她开始揉搓、分剂、塑形。糍粑要做得圆润饱满，边缘不能有裂缝，表面要光滑如瓷。做坏了的，她绝不拿出来，总是悄悄拢到自己碗里。

做好的糍粑排在竹筛上，像一队胖乎乎的月亮。母亲挑出最圆润的几个，插上竹签，递给我们：“去，到灶膛里烤着吃。”

这是冬至日最隆重的时刻。我们围在灶边，将糍粑伸进红彤彤的灶膛。火舌舔上来，洁白的表面渐渐鼓起焦黄的泡，发出“滋滋”的轻响，香气猛地炸开。那是米粮最本质的甜香，被火焰逼出来的，带着柴火气的醇厚。烤好的糍粑外脆内软，咬一口，能拉出长长的、透亮的丝。虽然烫，可是舍不得吐，只能在嘴里倒来倒去，哈着气，眼泪都出来了。

母亲看着我们，眼睛弯成月牙。她自己不吃，只是用火钳拨弄着灶灰，轻声说：“冬至吃糍粑，一冬都不冷。”火光映着她的侧脸，那些细密的皱纹在明明暗暗的光线里，忽然变得柔和了。屋外北风正紧，吹得窗纸噗噗地响；屋里却暖融融的，糍粑的甜香、柴火的烟气、我们呼出的白气，全都融在一起，稠得化不开。

很多年后，我在城里吃过许多的精致点心，却总忘不了那个冬日的黄昏，忘不了石臼沉闷的响声，忘不了母亲捧出米团时庄严的神情，忘不了灶膛里那一团温暖的光。母亲不懂得什么节气养生，她只是固执地相信，吃下这口亲手捶打的、滚烫的甜糯，她的孩子们就能扛过一整个冬天的冷。

如今我才明白，母亲在石臼旁俯身、在灶膛前拨火的那些时刻，其实是在完成一种古老的仪式。她把秋收的丰足、把对严寒的敬畏、把说不出口的牵挂，全都捶打进那团柔软的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