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时期的偏脸城 |
金场以东,漫岗上除发现有大量的黄釉和绿釉琉璃瓦外,还出土许多铜造象、铜鱼、铜人、铜风铃等。双鲤鱼铜镜,圆形、铜质、铸造,镜面平整,镜缘内以浅浮雕技法铸出两条头尾相抵的鲤鱼嬉戏于水中,鲤鱼张口摆尾,线条流畅,造型逼真、潋滟的水波、鳍鳞的细部也都表现得十分精细。镜背正中为一龟状纽,直径17.3厘米。有柄人物铜镜,镜身呈圆形,镜柄为上宽下窄的梯形,镜面平整,镜背缘内有一浮雕图案,树下有一仕女,高髻广袖,长裙博带,面部丰满,体态雍容,右手执一方扇,作侧身回眸状,树上方,一仙鹤展翅飞翔于流云间。铜风铃,黄铜质,范铸,铃体横剖面呈正方形,四边口缘各有一形状相同的亚腰葫芦状花饰,铃体撞摆已失落,铃顶端为一环状铁铃钮,高8.5厘米。
黄釉和绿釉琉璃瓦,以及铜象、铜鱼、铜人、风铃等物都为佛教中特有的东西,所以根据这些推断,此地应为当年城内的一座佛教寺院遗址。佛教早在北宋、辽时期就已在东北盛行,金代更盛。当时金上京城内名刹大寺就有六处,举国上下奉佛尤谨,就连金熙宗也因为太子济安生病而“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祷”。由于金统治者的推崇,当时佛教寺院已遍布一般州县了。
在西大沟东侧,高地北缘,也有一处堆积着琉璃瓦、青砖碎块和花岗岩础石的建筑遗址。这里曾出土一块残断的雕花石板,青灰色花岗岩质,长方形。石板正面浮雕一幅外绕卷云纹的太极图案,太极为道教标志。史料记载,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这里似为一处道观遗址。
偏脸城古城内除了那俯拾皆是的建筑构件和陶瓷器皿残片等遗物外,近年来也出土了许多具有珍贵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完整器物,较为重要的有:黑釉玉壶春瓶,缸胎,小口,细长颈,球形腹、圈足,器身施黑色釉,釉不到底,釉质乌黑光亮。猫首埙,缸胎,赭色釉,釉不到底,以两条黑色绳索纹为猫眉,以两圆孔为猫眼,并以此为音孔,脑后有一直径1.1厘米的吹孔。陶砚,细泥质灰陶,手制,砚呈扁平长方状,其上有椭圆形墨池,墨池一端阳刻有猫状图案。骨牌,骨质,手工磨制,色呈浅黄,为扁平长方体,正面阴刻有五三字样,表面光滑。玉双鱼,玉石质,褐色,手工雕琢,双鱼并联,尾弯曲作摆动状,细部刻划清晰,两鱼间雕出一圈凹槽,鱼脊至腹有一透孔供佩戴用。
这些丰富繁多的出土文物不仅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也展示了辽金时期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手工业发展的状况。
从偏脸城古城城垣形制结构来看,它并不具旧韩州的几座故城那种典型辽金时期军事城堡特点,城墙上已不见敌棚、马面之类的防御设施,城外也没有巨大的附属建筑群落。这说明迁徙后的韩州已为金朝腹地,城郭建筑主要是便于经济交通的发展,军事则居次。从偏脸城古城内出土的遗物来看,其绝大多数属于金代,如陶瓷器皿中的黑釉、赭釉的敛口,圆唇,鼓腹,平底的缸胎大瓮,黑釉双系胎小壶及齿白釉铁花大瓷碗等,均有施釉不到底的特征。这些陶瓷器皿和城内出土的铁制农具如锚头、铁铧、马蹬莲花底座的铜像等,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古城所出器物形制和制法相同。
古城西300米的漫岗上,以及城东100米处各有一金代砖室墓群,其墓皆为砖砌四壁,起旋封顶。墓底或铺砖,或垫黄土。其葬式有火葬、瓮棺葬及二式合一葬三种,葬具多为陶制大罐。城东四号墓的葬具为一帐幕式细泥灰陶器,器腹有透窗棂四个,并前后对称划出二门,器尖似塔。造型古朴别致,较为罕见。两个墓群出土了一些完整的陶瓷器皿和北宋钱,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古城历史面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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