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我为粮谷“出荷”，曾到过九家困难户，实地观察过。贾杂铺屯老马家，全家5口人，其中3个孩子数九寒天，都没裤子穿.我一进屋，炕上4个人盖着一床破被。孩子妈说：“村长啊，你看看，我们孩子都光着屁股，没裤子穿。”我揭开被一看，果然孩子和红虫子一样，一丝不挂，真是可怜。她说：“我们穷到这个份上，还叫我们‘出荷’，不是冻死，就得是饿死……”说着，说着，放声大哭起来，把我弄得出不来，进不去，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安抚她说：“我给你往上报，可以豁免的，你们等着听信吧!”嘴上安慰她，心里明白，这不过是作退出屋去的场面话，就是报上，也不会批准的。

还有一家,什么姓名我忘记了。妯娌3个，冬冷大雪遍地，还穿单裤，3个人共有一条棉裤，轮班做饭时，谁做饭，谁穿棉裤。我问她们：“你们男人都做什么呢?”她们说：有的当国兵，有的当劳工，有能力的不挣钱，没有能力的坐吃山空，还供不上嘴呢!哪里穿起棉衣裳啊!我听到这些，也实在无话可说，也只有听听而已[ 周明久：《粮谷出荷见闻》，《四平文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第五辑），第130页。]。

（二）金融掠夺

强制储蓄

日伪统治者为了扩充军需生产，弥补预算赤字，实行了强制储蓄。1939 年12月28日以敕令350号公布了《贮金部法》，其中第一条规定了“政府为奖励国民储蓄，以资统制资金之运用，于满洲中央银行设置贮金部，使其担当储蓄资金之收受和运用”。伪政权吸收储蓄的形式五花八门，如设立各种储蓄票，强行搭配在人民必需的消费品价格中。又如在1939年即开始实行的职员义务储蓄，根据《职员义务储金规程》规定，中国人职员的义务储蓄率为：薪金150元以下者是2％，150元以上者是4％，250元以上者是6％，最高是8％。此项储蓄在每月发薪时扣除，而且规定，“本储金除退职或死亡外，概不发还之”[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9页。]。

1940年，伪满政府通过协和会大搞所谓的国民储蓄运动，设置储蓄机构，强制人民储蓄。1940年的储蓄额为8亿元，1941年11亿元，1943年16亿元，1944年达到30亿元。这种储蓄首先在各城市进行，1943年又制定了《国民储蓄会法》，把储蓄的范围由城市扩大到农村。在农村实行摊派，按耕种土地亩数来分摊储蓄额。

每年伪经济部把储蓄任务数额分到各省，然后由省内各银行、机关、会社、工商业者、邮政局及各市县来分担。1943年伪四平省分担储蓄数额7000万元，四平市分担5000万元，农村负担2000万元[ 《于静远等证词》，《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年1991年版，第803页.]。

1944年秋天，伪省长曲秉善和伪实业厅长王保粹到开原、昌图两县，召集县内各伪机关首脑人物和工商业代表开会，督励他们协助完成储蓄任务。农民储蓄是奉伪经济部和兴农部的命令，指示各县在农民粮谷出荷时，按其粮价的20％强迫储蓄，迫使农民在领到粮价后，立时储蓄，不储蓄就不配给物资，各粮谷交易场都设有专人负责管理储蓄。1943年完成农民储蓄1800万元，1944年农民储蓄2000万元。邻组储蓄，是伪四平市协和会本部通过市内邻组，按每月每户收入的0.5％强迫市民购买必胜储蓄票。这个金额，每月为7000元，每年为8.4万元[ 《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92页。]。1943年、1944年、1945年3年间，每年都受伪满经济部大臣阮振铎的储蓄命令，伪四平省都完成5000余万元的储蓄额。

伪四平省长自1943年至1945年，以储蓄为名，在城市榨取了1.5亿元，在农村榨取了3800万元。还在城市推销必胜储蓄票22.4万元，总共榨取1.8822亿元[ 《曲秉善口供》（1954年8月21日），《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年1991年版，第805页。]。

战时增税

为了更多掠夺东北人民的资财，日本侵略者从1941年到1943年进行了3次战时大增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第一次增税是在1941年8月，主要内容是提高烟税、酒税、卷烟税等税率，增添了饮食税、特别卖钱税和通行税等，这就使伪政府每年增加1.5亿元的收入。1942年10月实行第二次战时大增税，这次重点是增加消费税，主要是进一步提高酒税和交易税等税率，新增了清凉饮料税、勤劳所得税、法人所得税等，为此每年增收1.6亿元。1943年12月又实行第三次战时大增税，这次提高了酒税、清凉饮料税、烟税、特别卖钱税和法人所得税。此外，增加了专卖的利润，修改了土地税。每年增收2.46亿元。到了1945年，除继续修改税制 扩大税收外，根据经济平衡资金制度，大量提高了香烟和鸦片的价格，增收金额达3.5亿元[ 《古海忠之笔供》（1954年7月21日），《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年1991年版，第794页。]。

1937年人均负担国税6.68元，到1943年人均负担国税达16.2元，增加近3倍。

强征地税、地捐、滞纳金

1937年，梨树县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各区粮谷全部减产，有的村完全绝收。伪满实施最严厉的地税、地捐，无论怎么催促，农民也无力缴纳。伪梨树县公署不得已只好宣布“缓年待征”。“缓征”，好像是对农民“开恩”了，其实，这是更残酷的剥削。因为伪县公署规定，“缓年待征”的地税、地捐，将来征收时除正税外，还要加收3成的“滞纳金”，即每元正税金额外加3角罚金。也就是说，由于天灾造成的歉收和农民的困苦，日伪当局非但不减免捐税而且要罚款。由此可见日本人的毒辣心肠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