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女 诗书家风承传三世 马世瑞

贫困小镇，

难民家庭，

宅中女人，

衣食温饱都难以为继时，

供养出四位名校大学生，

尽成共和国高知、高干。

她，凭借怎样一种力量？

60年前范家屯火车站，下车一女子径直问路边老者：“您可知镇里老马家住哪儿？”老人摇头笑道：“镇子不大，姓马的多了。”“他家孩子都是大学生……”话刚出口，老人抢着说：“对！一窝大学生。”接下口述、手指方位，还引了一段路。

马家，为什么会给镇里的老人留下如此深的印象？说来话长——

名举塾师 辞官教读

古域秦皇岛归提寨有位塾师——外公杨致安。《临榆县志》载：“杨致安，清光绪庚子辛丑并科举人……性耿介贫困自甘，不求闻达。生平无所好，独以教读为乐，一乡士子多出其门。”举人亲授弟子过千，成名者包括共和国将军等近百。

杨致安，贫穷却小视名利。40岁时，众弟子鼓动先生求取功名，并出资赞助应考。先生实难辞谢，赴京一试中举，朝廷擢为山西一知县，举人不违初心，辞官固守讲台。

直隶总督袁世凯惊闻，送其弟袁世先拜师举人，并赠匾数块。袁世先求学多年，衷慕诗书家风，遂求娶先生侄女为妻。

举人藏书画颇丰。春节间，便挂室中一画：八盲人坐树下高谈阔论，身姿神态各异。邻人或有微词：大过年弄一群瞎子来？举人闻之一笑。殊不知，这是唐代画家、诗人王维稀世人物画《群盲评古》。可惜举人满室书画，尽毁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日军飞机轰炸中。建国初，故宫博物院闻杨举人藏此珍宝，四人出京一路寻来，登门鉴赏未果抱憾长叹。

杨举人一方名举穷困一生，小举两例：中举时，朝廷高头大马鸣锣开道，来寨子送喜报、官袍帽靴等。这轰动四乡之举当赏银，举人囊中羞涩，令报喜官差空手而返；土改时，寨民与当地政府，一致评定举人为贫农。

她，举人家三小姐。6岁始塾学随读，封建礼教之规，男女不可同桌学习。她自备小凳，不声不响侧坐旁听，父亲所授诗文无一不流畅背下。父亲去世后，秀才长兄承父业，于寨中大庙设塾，又随兄学读。长兄抒臆教读诗作，80年后她仍脱口而出。

三小姐借藏书之便，手不释卷。家有书读，学有师授，拗着长辈不肯出阁，谁来提亲，胆敢抛物将人逐出。在女人十五六岁结婚、生子年代，她宅至22岁，才远嫁同乡书生、长春钱庄马家长子。

寒门贵子 白屋公卿

所嫁四世同堂寒门，她不以为意：眼见草木年年发，不信男儿世世穷。称自己：小姐身子丫鬟命。长春沦为伪满洲国后，钱庄倒闭家父失业，摆摊书信札、诉状谋生。逢年过节家父手书，她研墨口拟春联：

珍年惜月，人生不满百；深谋远虑，常怀千岁忧。

谨言慎行，结有德为友；儆人戒己，绝无义之交。

与传统春联不一，兼书法漂亮，总多卖出几副。日本投降后，城内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围困，大兵闯进住人家居，卸门窗、拆顶棚，拉军营当柴烧。

食断炊，居无所，1948年秋，全家逃难至解放区范家屯。落脚后，仿佛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她视儿女读书为头等大事。街道居民学时事请她读报，时间长了，街镇欲安置工作，只怕误了在读子女一日三餐而婉谢。

她强势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笃信“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凡子女读书事等唯她做主。胞兄上世纪50年代初中毕业可求职养家，她正眼厉语不怒自威：你是长子将来读高中、考大学，为马家争气，给弟妹树榜样，砸锅卖铁供你。暑假，凌晨被母亲唤醒，随父去早市批发瓜果、蔬菜，两副担子挑回。白天同父亲路边摆摊，风吹日晒本小利微攒学费。

我读小学时，家已四人在读。一次征订教材仅两角钱，在截止交费前一天，我才为难地叨念。母亲转身出门，不知走多少家揽回针线活，油灯下连夜针线缝缀。第二天拿到工钱，一溜风跑到学校捧上书费，还不安地连问老师“晚不晚？晚不晚？”读罢初中，父亲已无力供读，要我报中专带出一张嘴，母亲执意考高中。收录取通知书时，父亲喟然一叹，更多了早出晚归。我学胞兄找活干，周日去砖瓦厂运红砖、挑黄土，计量付酬，十五六岁的少年，压得双肩红肿咬牙坚持。

胞兄读吉林工大时，我决心考入一墙之隔的东北师大。心想事成，报到后放下行李翻墙找哥哥，甭提多高兴。胞兄毕业进北京，终为发动机业内知名专家。我在高校成教授、作家，寿登耄耋仍守望讲台、伏案笔耕。

兄长的榜样，化作两个妹妹学业动力。二妹升入中师，两年后母亲不惜留级转学高中，考读东北电力大学，任部属企业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小妹高中时下乡成知青，其间曾有两次招工机遇，母亲态度决绝：“我不信中国大学永不招生！”在上山下乡火热，大学停招数年间，这话不啻天方夜谭。“哥姐都是大学生，不能差我一个”，成小妹乡下四年的梦想。家风明理、诗书识世，果然，1972年“教育回潮”高校招生，小妹以全县文科第一名录入吉林大学，凭“学霸”毕业被国家部委选调，成为司局正职、高级经济师。

她，宅家相夫教子，传承诗书三世。令“寒门、白屋”走出四位“贵子、公卿”。让人感知崇尚教育、苦斗逆境的民族，家风作为生活节点的支撑，带给自家、社会的无限正能量。

诗书多韵 家风延年

母亲小镇低调做人，从不言举人家事。文革中，生疑杨老太举止言谈，内查外调到原籍，反增了几分敬重。

暮岁寡居北京，是为求得几十年诗书传承不曾有过的安宁？还是为减轻一个个步入晚年又肩重任的子女负担？身边虽一子两女却偏独处，时光打理得满是韵味。

晨醒，打开枕边收音机，听天气预报、早间新闻。白日里看书读报。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我发表“亲情系列散文”十数篇什，以喻母亲《一部无字的巨著》开笔，刊《吉林日报》散文专版。凡样报即转北京，母亲用洁白手帕包好，置手边读，给亲人看；尤喜《红楼梦》诗词，一事忆甚：我生日第一时间打电话：“老妈，儿生日，娘苦日，您带我到人世不觉55年，头发都白了。”只听那端：“哎呀真快！‘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的《葬花词》随口道来。日后又接电话时开口自责：“儿子，妈老糊涂了，你生日，我怎能说‘花落人亡’啊。”彼时老人家已90高龄。

此刻，我头脑中跳出一组“大数据”：90家母，28年间供读4个子女，计68学龄。50年前不足1／100升学率中，考入4所大学。

诗书传承延年，家风给力益寿。母亲历经清末、民国、满洲国、新中国四世，99岁无疾而终。碑碣立四平“仙马泉”公墓，遗嘱碑文：“您来了，多谢！”一如生前子女探视时的彬彬微言。身过墓碑者无不一读、一笑，似阴森森墓地一星光亮。家母逝后犹伴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