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1940年设有专卖署，专卖统制物品为烟、石油、火柴、白面，等等。后又设有生活必需品会社，统制棉布棉纱及其他日用品。由这两处发到配给店，人民持通帐领取，受到严重的剥削。

由于“出荷”粮征购量很大，伪四平省人民的口粮，根据武部六藏为首的物资动员委员会的指示，对于伪四平市人民和各县县城人民，采取配给的方法，而且只配给城镇居民。配给数量是很低的。1943年，每月每人配给11公斤粗粮或橡子面。1944年以后，减少到每月每人配给9公斤。每隔三四个月配给一次豆油，每次每人的配给量都在1斤以内。每年配给两次粗盐，此外什么东西也不配给，就连灯油、煤都不配给，过年过节向来没有配给过肉和面。人民配给的食粮不够吃，每天拿土豆子当饭吃，或者迫不得已花大价钱，比配给高出10倍或20倍以上的价格买私粮吃，被日伪警察特务发现，即是“经济犯”。被处罚关押在拘留所或监狱里的“经济犯”，每月平均各市县都有200余人。一般人民在当时都是营养不良，夜间无钱点灯，冬天无钱取暖，穿的都是破烂不堪的麻袋更生布。

据1942年1月至日本投降，一直在四平市警察局司法股管收买的李成林谈伪满“经济犯”的情况说：伪满时期，为了达到经济统治的目的，1941年颁布了“七二五”限价令，对人民所用之生活必需品开始定量配给。当时伪四平市公署设立了商工科，警察厅增设了经济股，专门维护经济统制法令，检举、逮捕经济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经济统制日益加强，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配给越来越少。因此，所谓经济犯罪也不断增加。当时我见到四平市警察局经济股，每天都忙着审讯、处理经济犯，经济股的人员也从五六人增加到10余人，同时还有10多个派出所负责日常工作。另外，四平市伪警察局的一个机动组织也被调动抓“经济犯”。这个机动组织每年秋收以后，就在四平市郊区的重要路口设岗哨，检举各种经济犯罪案件。所检举的案件中，大部分是私带粮谷和肉类等，这些人轻则罚款，重则判刑，对粮谷方面的“经济犯”处罚最重。

1944年春天，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认为，1943年粮谷收成很好，各省粮谷出荷的任务都顺利完成了，遂唆使伪吉林省次长饭泽重一倡议征收“报恩出荷”。5月初，召开了各省长、部分厅长、县长会议。武部六藏在会上指示，各省在1943年“出荷”量之外，还要增加一部分“报恩出荷粮”。四平规定要交10万吨“报恩出荷粮”，但是，只完成了5万吨。

强制性的粮谷“出荷”，给广大农民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首先，在价格上使农民受到很大损失。伪政府规定“出荷”粮的价格，要比市价低10倍至20倍。1944年“出荷粮谷”的收买价格，高梁每百公斤7.8元，大豆每百公斤12元，比私价低20多倍，使农民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

其次，农民普遍地遭受督励班的打骂等各种形式的惩罚。如昌图县副县长佐藤，对于“出荷”稍慢的农民，令其摘了帽子，脱掉鞋，光着脚在雪地受冻，一直到农民答应马上交粮为止。

最后，农民辛苦耕耘生产的粮食几乎被掠走一大半。“出荷粮谷”的计算标准，1944年南满每垧地2石到2.2石，北满每垧地2.5石到3石。四平省在好年景时，“出荷”之后农民手里没有多少余粮，遇到收成不好时，“出荷”后农民手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农民生产的粮食几乎一大半被强征“出荷”，余下的还要留作明年的种子、交租等，一年的劳动成果所剩无几，只能吃糠咽菜，食不果腹，饿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甚至许多人因绝望而自杀，更多的人则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梨树县潘家窝堡杨家一对夫妻只有一条破棉裤。烧火时，女人穿上，男人围破被坐在炕上，其余时间男人穿上，女人则围被坐在炕上[ 高云梯、梁武：《伪满时期的兴农合作社》，《四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0页。]。

据1941年8月在梨树县蔡家村当村长的周明久回忆说：第三年“出荷”，姚家屯张福生家，他本来是地主成份，有能力出荷，不是困难户。这时粮米比钱财还贵重，每个人都怕挨饿，他将高梁50石，埋藏在大粪里，以吃食之物和垃圾粪肥搅和在一块，大概别人若知道是无法下咽的，然而时势逼人，这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令人出此下策的是谁呢?当然是日本人，是伪满洲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