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场上抢救伤员

1948年的四平，硝烟早已浸透了每一寸土地。我攥着腰间的急救包，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耳边是越来越近的炮声——那是敌人在黑暗中徒劳的嘶吼，像困兽最后的挣扎。风卷着尘土扑在脸上，带着火药和血腥混合的刺鼻气味，抬头望去，夜空被撕碎成一片墨黑，连星星都藏得无影无踪。

进入阵地那天晚上，天空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坐卧不安的敌人胡乱开炮，敌机到处轰炸扫射，接二连三地投入照明弹。我和卫生员孙光祖同志紧跟着突击排，借着照明弹的光选择前进道路，进入四平市铁道西公园一带，隐蔽在敌人的工事里，这里的敌人早已被兄弟部队赶到公署对面去了。

第二天下午5时，我们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我和卫生员分了工，我负责到前沿抢救伤员，由他负责包扎。我向指导员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我说：“突击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让阶级兄弟少受痛苦，及时得到治疗。”

战斗开始之后，越打越激烈，伤员也不断增加，抢救工作也忙得不可开交。有些轻伤员同志看我们忙得厉害，便自动走到掩蔽地带互相包扎伤口，让担架去抬重伤员，让卫生员给重伤员包扎。但是重伤员越来越多，两副担架已经抬不过来，连担架兵也负了重伤，没有人抬担架了。由于敌人炮火封锁，营部的担架过不来，眼看着弟兄痛苦，我心急得发痛。没有担架，我决心把他们一个个背下来。

阵地上，有敌人留下的战壕与交通沟，左一道右一道的,纵横交错。在这样黑漆漆的夜里，一不小心就会走错了道。甚至还有敌兵发臭的尸体。我背着伤员从沟底走，敌人的炮火在我们头顶上飞。我当时只有十八岁，力气小，我背上伤员，身子就直不起来，便低着头弯着腰猛走。来来回回，我记不清自己背了多少伤员，摔倒了多少次，甚至鲜血直流都没有发觉。

包扎所离连指挥所很近，于是敌人就用枪榴弹打过来。突然，一颗枪榴弹在包扎所炸开了，我立刻昏迷过去。

等我醒过来，鲜血已经从头上流到脸上了。伤员怎么样呢？我还能动弹，爬过去看他们，很好，他们都没有被炸着。光祖同志不幸受了重伤，这就剩下我和十多个重伤员在一起，既要到前沿抢救，又要包扎，还要联系营部卫生所，把伤员向后运送。为了使大家放心，我便向指导员表示：“只要我活着，就一定把伤员抢救下来，很好地照料他们。”指导员扶着我的肩膀，用红红的眼睛看着我，亲切地说：“好，小荆同志，这些伤员都交给你啦。”

又是一个战斗的夜晚，炮火更猛，伤员更多了，枪弹、炮弹连续落在我们附近。我把重伤员安置在一个空地堡里，让轻伤员站岗，自己去给伤员找水，找绷带，我们通往后方的道路都被敌人的炮火封锁了，给养送不上来，大家已经两天多没吃饭了，嗓子干得快要冒出火来。我从地堡捡了个敌人的钢盔，找到一家老乡要来一钢盔水，拿回地堡煮给同事们喝。为了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用破弹药箱把地堡眼堵上，然后生起火来，钢盔内的水沸腾起来，伤员们脸上出现了笑容，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啊!

我又一次冲过封锁线，到营部去拿绷带，让轻伤的同志自己走到营部去。战斗更激烈了，炮声枪声响得分不出点来，我借着敌人照明弹的光亮，去背那些不能走的重伤员。我已经两夜一天没吃任何东西，未合一次眼。背起伤员来，路也越发难走，走着走着,我感到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昏倒在壕沟里，几百米的路程有时会昏倒两次。清醒后，我咬着牙坚持走。

在纵深的阵地上，躺着我们几个重伤员，我要去救他们，必须通过五六十米用炮弹的碎片和枪弹织成的严密火网，我披着一床棉被，伏下身子，向枪林弹雨中冲去。冲到一位重伤员身旁，这位重伤同志还很清醒，对我说：“你快回去，这里炮火厉害。”我说：“不怕。”他气冲冲地说：“你如果受了伤，全连的伤员怎么办？”我又说：“没关系，敌人打不着我。”我反复劝说，他才不说话了。我把他放在棉被上，用绳子系住棉被。然后冲过敌人的火力网，把伤员用绳子从敌人的枪口下拉回来，就这样，我拉回三名伤员。当我把这些重伤员送到营部后返回原地，部队又向前推进了，公园附近枪声已经停息。东方现出了红光，黑夜就要被驱走了。

（摘自《四平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