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肥年” 宋今声

庄稼人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大人小孩没病没灾平安康泰，不缺谁短谁的，电话安着，彩电看着，肥猪杀着，集市上溜达几圈儿办年货，相中啥买啥，得意啥来啥，叫“肥年”。我则不然，吃可将就，用可对付，书不可一日不读，不可一年不买。说起书，半生钟爱半生读，经史子集，中外名著，虽有积藏，仍觉拥有不够，岁内架上不增书，便是“歉年”。

往年添书，全靠钱买，今年添书，没费一文。今年盛夏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我信步于一家破产瓦厂。走进院里，只见一堆残书破纸，乱散于晾瓦棚内青草里，出于好奇，便顺手拣起几本。这些散发着霉烂气味的破旧书刊，大多因潮湿腐烂结块或丢张少页残缺不全，文字难以辨认。问过看门人才知道，当年厂子买旧书旧报，是制作水泥瓦垫瓦模子用。厂子黄了，晾瓦棚露天没人管，旧书旧报也和碎瓦堆一块儿成了垃圾。

我拔去长在碎瓦堆上的杂草，丢开破碎瓦片，拣看烂纸文章。虽然残章断句的居多，有用可读的无几，然而凤毛麟角，见珍见奇。砖头瓦片翻完了，烂纸片子拣净了，竟然露出两捆报纸！报纸虽已泛黄，却是完好无损，字迹清晰，但是由于湿积粘连，翻不开、碰不得，如刚出土的菜芽儿脆嫩。我轻轻拂去沾在上面的尘垢，让其接受轻风和阳光的洗浴后，静静地守候在旁边，若塘边垂钓，专等杆摇。

半个小时过去了，报纸开始干翘，我一边浏览报上内容，一边小心地将其一张张揭开晾晒。天将午，两捆湮没了的知识终于重见天日。我脱下上衣，把报纸“襁褓”好，再拣一绺杂草拧根绳，把包严的报纸捆好背回家。一路上，窃喜于意外之得。

回到家里，我把这些报纸摊在炕上铺平，一张张地细看起来。有民国29年出版的《东南日报》，民国35年出版的《商报》；1950年暹罗出版的《全民报》；1954年、1955年繁体竖排版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1956年的《光明日报》《甘肃日报》；1957年的《光明日报》和1958年的《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大公报》；1960年的《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1961年的《工人日报》；1964年的《光明日报》《文汇报》。从报头盖有“北京第四中学图书馆”印章的1954年《人民日报》和报头盖有“北京宣武区图书馆收发章”印章的1960年《大公报》来看，这些报纸来自北京无疑。可以说，这些报纸除了一些是解放前出版的以外，大部分是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真实记录。

读了这些旧报，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上世纪60年代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等。许多文字十分珍贵，所介绍的事件鲜为人知。1954年8月29日《人民日报》“抗美援朝专刊”189期上，载有红英的文章《黄妈妈的喜悦》，记叙了战斗英雄黄继光母亲邓芳芝参加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当选全国首届人大代表情形。1958年5月15日《中国青年报》刊登图片新闻，报道了我国第一辆小轿车一“东风”牌轿车于同年5月12日下午在长春一汽诞生。

由于长期潮湿，致使这些报纸软脆易损。为了保存好这些极为难得的历史资料，除少数能够整张保存外，大多需要忍痛剪辑。我找来十几本硬皮账册，将有价值的文章图片剪下，分政治、社科、文史、珍闻、图片等七类，标明出版日期及报名， 粘贴账册上，将其插入书架，与书无异。

望着自己用半年的双休日剪辑装订的十几本“书”，我十分惬意。若论价值，千金难买，若论知识，浩若烟海。轻而得之，实属意外。一分钱没花，得了这么多“书”，不是“肥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