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日伪机关未查出任何政治背景，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工人。因罢工组织严密，准备充分，工人们团结一致，加上其他城市工人的支援，这次持续了12天的罢工取得了胜利，资本家答应将每斤棉花的加工费由原来的3分钱增至5分钱。哈尔滨制棉工人的罢工也取得了胜利，在警察署的干预下，工钱由每斤4分涨到6分。工人们以勇敢的斗争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东洋火磨工人的三次罢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把四平建成军事基地和原料供应地，扩大在面粉加工业的投资，建立了“东洋火磨”和“康德火磨”两个面粉厂，利用北满及四平附近出产的小麦加工面粉，两家火磨共有职工200余人，日产面粉约150吨，并垄断了四平制粉业。生产的绿宝船、红宝船、兵船牌、胡琴牌等精白粉主要供日本关东军食用或运往日本，所剩无几的白袋粉（普通粉）则配给四平街的饭店及市民食用。

两个火磨开工以来，生产大权都由日本人独揽，上至厂长、课长，下至监工，都由日本人亲自担任。同时日本关东军驻四平的后勤部队—十九部队以在乡军人的名义，驻厂坐镇监督生产。对待中国工人如同监狱管理囚犯，制定了一整套苛刻的甚至污辱人格的规章制度。如工人上下班出入厂门要搜身检查，工人进厂后立即锁上门，工人吃不饱不许从家里往厂内带吃的。日本人用的洗脸盆、澡堂一律不准中国工人使用；生产时间相互不准讲话，等等，违者轻则打骂，重则开除出厂。

在日本资本家、厂长、工头的皮鞭、棍棒下，工人们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每逢倒班，工人要连续工作18小时。工人们拼死拼活的劳作，得到的工资待遇却极其微薄，每人每月只给15斤粮食，每日只有5角钱。而童工的工资更少，只有成年人的一半，可干的活和成年人一样。不少人还要养家糊口，工人们的生活极端贫困。工人如果生病非但得不到医治，反而要被逐出厂外。而且生产条件极差，没有任何安全设备，工人的生命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证，许多人因工致伤、致残、致死。

一天，东洋火磨的工人刘永正粉碎豆饼时，因日本监工在旁督促，催命似的逼着快干，他心里一紧张，用力过猛一下子把手塞进了绞刀里，5个手指全部被切掉。狠心的日本厂主不但不给治疗，反而将刘永正开除。工人刘立兴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为了糊口不得不坚持工作，直到最后累得吐血。毫无人性的日本监工沙贺因此把他赶了出去：“你的外边去吧！这里不要，不要的。”刘立兴失去了工作，在四平走投无路，只好回关里老家，行至开原因病情加重死在了途中。

工人们不断反抗，起初磨洋工，破坏工具，后来逐渐转向公开斗争，1940年到1942年火磨工人举行了3次罢工。

第一次是在1940年。从哈尔滨调来的孙仁山到工厂当磨头（带班技术工人），他见识广，对日本人虐待工人的现象十分不满，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人的压迫。一次，孙仁山带头反抗并且打了日本工头沙贺。但是，日本工头沙贺并没有收敛对工人的压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