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进行了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但是党内外有些同志对如何看待建国以后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等有一些疑惑，这就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起草的。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到：“‘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对此有暂时放一放的想法。“对于‘文化大革命’，适当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另一方面，三中全会为六十一人冤案和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提出要处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这显然已经揭开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若再不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作出一个能够代表中央的结论，那么后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就难以顺利进行。但是，如果这个结论作得不好，同样也会引起思想混乱和党内矛盾纠纷。因此，中央决定先准备一个简单的讲话进行初步尝试。

197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10月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做一个总结性的评价。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得到了全党全国的初步认同。同时，由于时间紧迫和党内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这个讲话只是一个过渡性、一个尝试性和准备性的文件。讲话中，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错误没有任何直接点名批评，而是采取了省略主语的办法。讲话虽然通过批判林彪、“四人帮”，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但还没有在性质和理论上明确否定。

于是，中央常委研究，准备为后面的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十二大做准备工作。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工作就此开始，历经20个月，较大的修改共9稿。邓小平在主持起草过程中，从确定总原则、设计结构到判断是非、修改文字都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共作了13次专门的重要谈话和讲话。

最终，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