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庚辛奉天书简》感受家国情怀 张应志

先贤鲜俊英，是晚清一位心系时局的知县。据史料记载，120年前，他在我的家乡——奉天省奉化县（今吉林省梨树县）主政期间颇有政声。庚子国难之际，他将奉天省各州县官员写给他的私人信札精心装订保存，后被整理成《庚辛奉天书简集》，为后世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私人书信常为我们打开一扇窥见历史细节的窗口。《庚辛奉天书简集》正是这样一部以私人通信为载体的文献，真实记录了“庚子事变”期间东北地方官吏应对危局的点滴。这些鲜活的一手材料，成为研究义和团运动、沙俄侵华与清末东北社会变迁的重要依据，也因其中浓郁的乡土情结，引我深入研读。

近代史中常见“议和”一词，名为协议，实为弱国对屈辱的被迫承受。在这薄薄一册信札中，竟出现74处与“议和”相近的字眼——议和、和议、和约、和局。高频词的背后，是双重屈辱的交织：清廷与列强展开庚子议和的同时，奉天省亦不得不与沙俄缔结城下之盟，史称“奉天小和局”。这种上下并行的议和情景，正是晚清外交困局的缩影——紫禁城主人西逃避祸，奉天省大员弃城而走，深刻印证“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

沙俄在东北的殖民行径触目惊心：从强占领土到烧杀抢掠，从迫签不平等条约到攫取殖民特权，无不充斥野蛮与血腥。当清政府自身难保、地方官僚体系各自为政之时，却仍有英勇之士表现出铮铮铁骨：黑龙江将军寿山奋战殉国，盛京副都统晋昌宁被流放新疆而不肯降敌。这些悲壮的抗争，在暗夜中点燃民族气节的星火。

各县地方官员在危机中的生存境遇颇具研究价值。大局已坏、军事系统濒临崩溃之际，他们既要应对沙俄胁迫，又须剿抚乘乱而起的匪患逃兵；既缺饷银兵械，又少后方支援，却极力通过联区互保、平息匪乱等方式维护地方秩序。他们在书信往来中互通情报、协调防务、筹措物资，字里行间透露出乱世中守土安民的责任。这种夹缝中的治理状态引人深思，是他们懦弱吗？是，也不完全是。主和派官员多数避免与沙俄正面冲突。有学者指出，当国家机器失灵，地方官员的理性选择是以民生为重，而非徒作无谓牺牲。这种基于现实的理解，或许为历史评价提供更立体的视角。

作为中东铁路的产物，四平的城市基因深嵌殖民烙印。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沙俄攫取从满洲里至绥芬河的筑路权，其驻军、采矿、行政等特权，实为全面控制东北的预演。至1898年铁路动工，五站（今四平）始具城市雏形。书中收录的奉化县乡绅太史桂致鲜俊英的数封书信，多次提及“五站”。例如庚子年十月初八日的信中写道，深夜有二三百人从其门前经过，得知是为躲避沙俄侵略而逃往五站的百姓。可见沙俄入侵已造成普遍恐慌，百姓流离失所。同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信中提到，五站一带的俄国通事（翻译官）多专横跋扈、不识大体，百姓深受其害。太史桂更直言，通事中不牟私利、不欺压百姓者“百中无一”。这些记述反映出通事与沙俄势力勾结、恣意妄为的乱象。辛丑年正月二十八日，信中记载五站辖地内发生官府运粮车被土匪劫去70辆的事件，疑为通事与土匪串通所为，连俄国总管亦被蒙蔽，足见其横行无忌。同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信则提到，因匪患猖獗，五站的通事操练兵勇，太史桂建议将地方团练与俄兵合并训练，以消弭猜忌。这一细节折射出地方官员的软弱与无奈——自己土地上的“太平”，竟需倚仗沙俄兵力维持，实为奇耻大辱。

此外，鲜俊英在辛丑年三月初九致盛京将军增祺的信中写道，自奉天省与沙俄签订和约，沙俄便带队至奉化县修建火车站。他建议上司通过交涉局采取权宜之策，以遏制俄人恶行、保全地方安宁。从中既可读出这位官员心系百姓的忧切，也透露出他在时局中的无力。时至今日，仍有人讨论“先有五站还是先有四平街”，这本书明确回答了“先有五站”的史实，不仅平息争议，更印证了殖民铁路与东北城镇化的共生关系。

这部书简集得以传世，有赖史学家谢承仁教授1953年于北京旧书市慧眼识珠，抢救出八册原始信札。历时六年，从三百余封函件中精选百封，删繁就简，终编成书，为历史研究留下宝贵素材。

掩卷沉思，深感生于和平年代之幸。当我们以文明传承者的目光重读这些泛黄的信笺，仿佛接受了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心中平添一份家国情怀的沉淀。唯有铭记来路的屈辱与荣光，才能更好地守护这浴火重生的人间烟火，在历史的续页上，写下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