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时期的偏脸城

偏脸城古城垣极有可能是在韩州州治迁来之际，在原“猛安谋克”城寨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猛安谋克”最初是女真人战时的军事组织单位，“猛安”是千夫长的意思，“谋克”是百夫长的意思。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猛安谋克”发展成为军事与行政相结合的地方统治机构，且独立于州县之外，并有自己的城寨。

迁徙后的韩州城同其他辽金城镇一样，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城内出土的一些具有渤海文化特征的遗物，如饰有带状莲花纹饰的黄褐色陶罐，刻划莲花纹的白瓷片，青灰色泥质螭头，以及刻有汉人姓氏的铜、铅质小印章、象棋子、骨牌、骰子等，都说明当时城里不仅居住着女真人、契丹人、汉人，还有渤海人等其他民族。

辽、金统治者在对宋战争中，曾俘掠大批汉人迁往东北，置州县以居之。如金天辅七年，金军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在宋金交往中，宋朝使臣也常命宫廷匠人传授技艺。金天会二年许亢宗出使金时就带去了苑作匠，特别是金兵伐宋取汴，掠徽、钦二帝文武百官及大批图书典册载回本土之后，宋朝文人也多来归附，成为金的臣民，被安置在京城各州县中。

古城内出土有北宋政和三年五月少府监制，京东东路保甲司勾当公事官朱记铜印一方。保甲制度是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创立的，其目的是减轻当时募兵制给国家带来的财政压力和加强统治，维护地方治安。这方铜印是北宋负责京东东路保甲事务官员的印鉴，可能为金兵抢掠之物，亦可能因其主人被俘后安置在韩州而失散于此的。

至于渤海文化的影响更不足为奇。辽金时期的咸平府、韩州一带，本渤海国夫余府故地。辽灭渤海后其遗民绝大部分散居在辽金境内，并逐渐地分别融于契丹、汉、女真之中，他们的文化传统也自然地成为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金末，蒙古贵族挥兵攻金伐宋时，志在掳掠，得城旋弃，大军所到之处往往是杀掠焚烧一空。辽金时期筑起的屯寨城邑在这场浩劫中被摧毁为废墟，韩州城当然也未能幸免。1958年在德惠县布海乡出土的那方金大定二年闰二月少府监造的韩州刺史之印，很有可能就在此间散失的。

元代，金韩州故地属辽阳行省咸平府所辖，韩州城虽已毁于兵燹，但因其地处咸平府通往开元路千户所的驿道上，元朝在此设有韩州站，承担着转运贡品、迎送官差、押送流放人犯和粮草的重任。与此同时，由于蒙古贵族对新占领区采取清空其人，全部变为牧场的政策，韩州治下辽金两代开垦的万顷良田也同韩州城一样，逐渐荒芜，沦为蒙古贵族的游牧之地了

北宋徽钦二帝是历史上非常有“名气”的皇帝，他二人名气的由来是因当了金人的俘虏，被金主蔑封为昏德公与重昏侯。秦桧的“名气”也不比二位被囚的皇帝小，他是由奸臣而留名。杭州西湖边上，岳飞坟前，铸有四个跪着的人像，其中两个就是秦桧夫妇。因为岳飞的惨死，秦桧便留下千古骂名。清朝时，一秦姓人来拜岳坟，题一联曰：人到宋后少名桧，我至墓前愧姓秦。所以从宋至今，这三位的名声都不大光彩，而偏脸城古城，就曾经是徽钦的栖身之所。

重文轻武是宋太祖赵匡胤当上皇帝后的第一项“祖宗家法”，这一家法的形成，跟赵匡胤取得皇位有关。

960年，身为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在京城郊外陈桥驿发动兵变，穿上黄袍回到皇宫，赶走了周世宗的孤儿寡母，坐上皇位，定都开封。陈桥兵变就像一次小痞子闹事，没有周密的策划，也没有激烈的战斗，随随便便就改朝换代了。宋太祖虽然是个武官，坐上皇帝宝座之后，他可不愿意再出现一位想当皇帝的武将来推翻自己，于是，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重用文官，削弱武将。所以整个宋朝，是个平淡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故事总少一种英雄气概，它既没有秦汉那种睥睨一切的霸气，也没有隋唐那种大户人家的豪气，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就这样开始了。

论起聪明才智，徽宗在赵宋诸帝中的确首屈一指，多才多艺，但同时他也是最奢侈最昏庸的。徽宗工诗，常与文人骚客唱和;绘画造诣亦很深，尤工花鸟画，形神俱妙;同时写得一手好字，正楷自成一家，亦善狂草;至于戏剧音乐，围棋蹴鞠(古代足球)，凡贵族文士所好雅事，无一不通，无一不精。

徽宗是一位艺术家皇帝，他终日潜心迷恋于书法和绘画，无心坐在龙椅上处理庞杂的朝政。他先是启用当时的足球明星高俅，封他为殿帅府太尉，接着又重用蔡京、童贯之类，把一切朝政都交由这几个人处理。而他则狠抓文化艺术事业，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给画家以优厚的待遇，鼓励他们创作优秀的作品，像米芾、张择端等一代大师遂应运而生。他广泛收集民间文物，特别是金石书画、扩充翰林图画院，将御府所藏历代书画辑编成《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他对于宋代画院的建设和院体画的发展，对于书画艺术的推动和倡导，以及对于古代艺术的整理与保存，是有突出贡献的。他称得上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这位亡国皇帝政治无能，生活穷奢，但是艺术造诣极深，吹弹、书画、笙歌、词赋无不精工极研，堪称一代大家。平生著作极多，都散佚无存。存世画迹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四禽》《雪江归棹》等图。有词集《宋徽宗词》。

《燕山亭·北行见杏花》就是他囚禁于偏脸城时所作。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首词以杏花的美丽却易凋零，抒发作者的身世之感。帝王与俘虏两种生活的对比，使他发出了家国沦亡的哀音。上片描绘杏花开放时的娇艳，及遭受风雨摧残后的凋零。下片写离恨，抒发内心的故国之思。词中以花喻人，抒写真情实感。百折千回，悲凉哀婉。

宋徽宗的书法一般被称为“瘦金体”。

“瘦”是线条的“紧”“窄”，“金”是金属，是青铜，也是黄金。“金”是一种闪烁的光，是线条的锋芒毕露。把瘦和金连起来形容宋徽宗的书法，线条虽细瘦，却有华丽贵气。

宋徽宗把汉字线条做得锋芒毕露，整个儒道的主流传统都不鼓励“锋芒毕露”。老子也认为锋芒是最容易折断的，不可长久。

书法美学讲“藏锋”，讲“棉中裹铁”，讲“外柔内刚”，其实，在书法里体现了生存哲学。在灾难痛苦里隐忍收敛，把顽强的生存意志内敛到外面不容易看出来，变成“藏锋”把锋芒藏起来。

“锋芒”是会伤别人的，当然，也会伤自己。作为帝王，宋徽宗发展出与传统美学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锋芒”。它不藏锋，不妥协，宁为玉碎。

“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宋徽宗的美，像暮春浓郁花香里迷失了路的蝴蝶，他要极度的灿烂，他要极度的华丽，他要极度的美。美使他耽溺，使他流连忘返，使他走向毁灭，走向亡国。

若为一般文人，有这些本事，足可士林称雄，青史留名：或做个风流才子，为佳人倾慕。而作为皇帝，拥有这些才能往往成为百姓的灾难，如隋炀帝、李后主一样，自己也不免成为亡国之君。

就在宋徽宗君臣尽情陶醉在艺术生活与物质生活享乐的时候，新兴的女真族在遥远的东北建立起金国，一次次的交锋之后，金人看透了宋虚弱胆怯的本质，金人入侵宋朝京都，就如同一群豺狼虎豹冲入了水草丰沛、牛羊肥美的大草原。当入侵的金军来到黄河边，守河口宋军无一人抵御，烧桥而逃。金人只找到十几条小船，渡了五天，才运完骑兵，金将仰天大笑道：“南朝实在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此，我岂能渡河？”

就这样，软弱无能的宋朝君臣，在金人的肆意掠夺下，成了入侵者口中肥美的羔羊。1127年(靖康二年)四月，北宋被金人所灭，东京被洗劫一空。宋徽宗、宋钦宗二位皇帝及后妃、宗室、秦桧等百官3000余人被押往北方，一路受尽了凌辱与苦难。

金军将徽宗、钦宗掠至金都，让其身穿白衣，被献于金太庙，受尽了侮辱。徽宗在押送途中题诗于壁：“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此时他才真切感受到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金太宗完颜晟封徽宗为“昏德公”，封钦宗为“重昏侯”。之后，将他们迁到韩州，即偏脸城，给他们15顷薄地，令其躬耕自给。一代君王，落至这种国破家亡悲惨的境地，的确令人可悲可叹，但细究靖康之变的内因与外因，又觉得这等君臣，得到如此下场，是不值得同情的。

徽钦二帝囚禁在韩州两年多以后，在1130年7月，又将其迁到呼尔哈路，又称五国头城，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境内。宋徽宗在五国城的囚井中坐了4年，于1135年结束人生，时年54岁。宋钦宗也被囚22年，于1156年去世，时年56岁。

秦桧，在金人未攻破汴京前，一直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秦桧到金国后，忍辱负重为徽宗写乞和书，没有任何变节之举。后来他被金太宗赐给左监军完颜昌，1130年完颜昌攻楚州时秦桧趁机逃回宋朝。（下）

（摘自《四平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