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点亮生活 ——《扶贫笔记》背后的故事

张振海

2019年，吉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丛书出版，《扶贫笔记》列入其中。2020年，《扶贫笔记》作者张伟被中国作家协会授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先进作家。2021年，《扶贫笔记》获得吉林省第十三届“长白山文艺奖”。2022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选，《扶贫笔记》冲过首轮。

张伟从来不写报告文学，他是写小说的，1998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玉米时代》获得第二届吉林文学奖。201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碎石记》获得第十一届长白山文艺奖。还有刚刚杀青的“父亲”三部曲《父亲的原野》《父亲的河流》《父亲的森林》都已冲上更高的出版平台。此次，他却放下小说写起了报告文学，肯定是有一种力量牵扯着他。

《扶贫笔记》是由80余篇散记结构而成，80余篇文章既独立成章，也相互勾连，形成一部长篇。从80余篇文章中，我们不仅能读到张伟朴素的文字叙述，也能读到作家独到的生活见解，还能读到扶贫队员的责任担当，更能读到一个文人的人文情怀，最主要的是，我们读到了经过四个年头的扶贫努力贫困村的新面貌。

把种子撒入菜园

张伟包保的贫困村我去过，在梨树的最北端，靠着东辽河，当时的印象是去了一次就不想去第二次，破落的村部，院子的黄泥踩上去能陷进半尺，大墙用杆子支着，一口压水井是院子里唯一的装饰。可在《扶贫笔记》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在《拾穗者》中是这样描述的：“现在就拿起镐头，把皮鞋套上塑料口袋，去翻院子里的那半亩方塘。汗滴落地有声，新土泛着清香，一锹土，一镐头，安上压水井龙头，坐在小花墙上压水。一年半了，这个乡下小村的小院，还有室内的小土炕，都那么格外地温暖。是啊！一个人只要内心有光，每一分，每一刻，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珍惜。回望已逝的时光，做一回米勒‘拾穗者’中的农妇，灰头土脸地在收获过的大地上，细心捡拾起被不经意遗落掉的每一棵麦穗，然后，把她饱满着一春一夏一秋的阳光收入怀中，在天气变冷的时候，暖一暖后背，再暖一暖前胸。”文字优美，意境优雅，把一个破落小院描绘得富有诗情画意。欧陆哲学家康德说：“要评判美，就要有一个有修养的心灵。”

还有《一瓶小二秋点兵》：“老远就听见了鸟鸣，不是农村蹲房檐的麻雀，是蜂鸟，在芦苇叶子上絮窝，离地面一米处，用芦苇叶片缠住三株粗壮的芦苇，上面分岔处絮上细细的甘草，或者是芙蓉，植物的芳香吸引着蜜蜂，手指肚大小的蜂鸟选择和蜜蜂结伴，蜜蜂成了它的护院，不仅能防止青蛙和田鼠偷袭，还能装扮成蜂王吓唬青蛙或田鼠。大自然的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蜘蛛结网燕上楼，鸵鸟遇险先藏头，屎壳郎子大头朝下推粪球。蜂鸟有一副啘啭的歌喉，秋凉时节，用歌曲告知即将迁徙。蜂鸟歌曲出现，就意味着到了水田。果然，转过两家柴垛和一片树丛，大地豁然开朗，平展展的稻田一望无际，路两侧密植着东北最常见的白杨，树伞下的土墩，就是我的餐桌。铺上报纸，摆上‘哈红’‘涪陵’‘吊炉’，看一眼稻田嘬一口‘小二’，从历史深处招来屈原、孔子、辛弃疾，从村庄的炊烟里招来贫困户邵立财、李玉环、王兴义，像那位‘了却君王天下事’的将军开始‘沙场秋点兵’。脚下蚁洞蚂蚁频繁，用树枝挑开浮土，继续点兵，竟‘点’出二十一瓶‘小二’。”

把方砖铺进院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在中国作协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反复强调：“文艺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中国作家协会制定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制度，每年选派一批身体健康、素质过硬、情怀突出的作家深入火热的生活一线。2017年张伟有幸成为中国作协“深扎”一员，他便一头扎进长发村，一边扶贫一边体验生活。

他在《欢笑的彩砖》中作了这样的描述：“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的‘深扎’选题立项，我有幸在其中，单位又指派我驻村扶贫，两厢结合，购置了柴米油盐铁勺电锅，一头扎进长发村。两个任务其实都不轻松，要完成长篇小说创作任务，且不说长篇小说需要码起多少字，光是结构搭建，也极需一番功夫的。当然，压力最大的还是扶贫。看看刚入村时长发村村部的样子，东面的院墙倾斜，跨过豁口就进了露天厕所。院子是黄土铺就，上面撒层沙子，下雨天很可能被那层沙子蒙蔽，一脚踩下去，能陷进半尺。就这么‘双穷’连接，村干部愁眉不展，我压力能不大？尽管压力大，当深入到贫困户家中时，看着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面孔，内心总能升起一股怜悯，一份责任。我仿佛是宇宙洪荒中的一叶小舟，那么渺小又那么单薄，根本载不动那么大的扶贫陈荷。但载不动陈荷，可以载动一棵乡下的草啊！帮助过一个贫困户，看着那张困倦的面孔上绽放出对生活的希冀色彩，又觉得在宇宙洪荒里行走又是那么自豪。是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济世，但我们每个人不能没有济世情怀。先是组织了一次献爱心活动，动员四平的文人伸出援助之手。文人们倒也踊跃，募集上来的几千块钱，上千件衣服，挑选最贫困的户数，购买了大米豆油，剩余的给买不起种子化肥的户数，尽管杯水车薪，也算是续了一把干柴，为社会提温。眉宇不展的村干部眉宇舒展了，隐隐约约闪烁其词地把主题放在了村部院子上。不能再向文人呼吁了，怎么办？中国作家协会不是给我两万元补助吗？尽管文学作品没写出来，脚底的方砖成了我的作品，看着欢笑的彩砖，内心也跟着欢愉。”

把条幅挂上校车

作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发现，作家的目光必须有别于他人，否则就没资格搞文学。换句话说发现是作家最基本的素养。以前读张伟的《无处朝拜》《北望家园》等，就已经看到了张伟的发现能力，他能通过河水发现祖父的脚步，当然，也能通过校车里的小脑袋发现潜在的危险。比如《乡下的条幅》：“因为作家身份，很多朋友找我写各种应用文章，以为作家动下笔就会锦瑟繁花，抬下手都会暗香盈袖，其实他们不了解，我长了颗爆米花子脑袋，常常‘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三年得两句，青灯夜光流。’出入贫困户家次数多了，忽然发现一个问题，农村咋那么多脑动脉硬化患者呀？从一社的杨喜文、宋淑琴到二社的赵德，三社的李玉环、吕斌，四社的邵立财、张秀琴还有五社的王学忠、李淑琴等，还不包括刚刚因脑病过世的王桂珍和张淑琴。而这些脑病患者，大都被拖进了贫困群体。三十一户贫困户，竟然有一大半因为脑病致贫。带着这种现象和城里脑病专家沟通，一句话，农村人盐酱重，容易动脉硬化，每个人都是潜在患者。到了傍晚，校车从我身边路过，听着孩子们的嬉闹声，看着车窗前每个小脑袋，我猛地想起医生那句话，每个人都是潜在患者，那么，这个潜在患者里是否包括孩子？想到这里内心打了个狠狠的激灵。那就从孩子做起，堵住根源。马上给城里的朋友打电话，帮忙做一条幅，告诉他条幅上的内容，朋友哈哈大笑，这是啥词啊？给打印社人家都会笑话你，还作家呢！能不能整出点精彩的？像最近城里到处都悬挂的‘美丽四平、幸福家园’。我暗自责怪自己长了颗爆米花子脑袋，作品上百万字，却没有一个打在红色条幅上。也罢，造不出那样的佳言懿词，还是老老实实地使用自己的土话，也用红布，也打成黄字，拿不到市面，就挂上土墙，挂上校车，让那句土得掉渣的话傍着沾满尘土的校车在乡间土路上游走：看看一瘸一拐的爷爷奶奶们，少吃咸菜酱。”

把脚印留给乡下

张伟去乡下，总是乘坐大客车。从四平到孤家子，六七十公里。再从孤家子去所包保的长发村，十五公里村路，徒步行走。张伟绝不是为了节省那几个车票钱。张伟徒步行走，有他的习惯，也有他的考量。比如他的《远去的鸽子》：“活在东北总是多几分自在，尤其是东北腹地四平，不用担心地震、台风、泥石流、沙尘暴，大地寥廓，天蓝得透明，芦苇和蒲棒相互纠缠，蜻蜓和蝴蝶也自由地飞翔。一个人行走在这样的情境里，总想抒发点什么。也是平日里养成的习性，走路时或背诵或思考。脑子里装着论语、尚书，还有一些唐诗宋词，现在想寻得一丝碰撞，偏偏就找不到对应，是苏东坡的‘酒困路长惟欲睡’好，还是刘禹锡的‘我言秋日胜春朝’贴切，抑或是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更准确些。但无论是苏东坡、刘禹锡还是辛弃疾，无论是放逐还是远征，他们都没有到过东北，更没有在我脚下的土路上行走过，不识得我身前身后缠绕的蝴蝶蜻蜓，或者芦苇蒲棒，这些不属于他们，都属于我。所以，只能恨自己浅薄，恨自己笔拙，抒发不出这暖暖的长秋心境，天地情怀。”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张伟是以一个作家的情怀，去体味这片土地的芬芳。当然，作家的身份，到了贫困村需要改变，变回扶贫队员，要和百姓拉近距离，徒步，是拉近距离的最好方式。徒步，留给老百姓的是逐渐走近的身影，而不是车轮卷起的烟尘。徒步，是刻在乡下土路上的脚印。

把生活藏于文字

张伟是个性格直爽脾气倔强的文人，喜欢穿背心蓝上衣黑裤子，把自己穿成个20世纪80年代的老干部。尤为独特的是，在电子信息发展迅速的今天，他却“跟不上时代脚步”，用的还是非智能手机，大概在机关干部中也是独一份。当然，有时候也会“老夫聊发少年狂”，比如只身一人走完东辽河，比如躲在老子故居河南鹿邑半个月全无音讯，比如在黑河零下五十度的大雪中“消菌”。

张伟在农村长大，有着浓厚的乡土情怀，现在依然做着回老家过田园生活的准备。回看张伟的文章，无论早期的还是现在的，都没有离开两个字——乡土。张伟最早发表的小说也就是处女作叫“那方荒芜的土地”，是写生长在老家土地上的生灵，七舅，哑巴姐，老更夫，那个群体在荒凉土地上的荒凉人生。张伟的妻子也是个才女，很早就在延边大学当诗社社长，写他的文章“家有虎夫”，机巧生动，活灵活现一个活生生的张伟，也栩栩如生地道出了他家乡土地的荒凉：我惊叹于他老家土地的荒凉，碱巴拉地上随处可见的植物是灰褐色的马粪包和狗尿苔，马粪包能止血，手脚拉个口子按上一块，狗尿苔上的黑粉能当颜料，妇女用它描眉。正是因为那片土地的荒凉，铸就了那片土地的人的坚忍，邻里间一块地瓜、一碗大酱，都是那么充满着人情，这个“情”牵引着张伟的“怀”，结构成他的“情怀”，张伟始终眷恋着，描绘着，孩子般珍爱着。所以，张伟在单位年轻人都不习惯乡下生活的情况下，主动到乡下驻村扶贫，一边扶贫一边寻找乡村文明的芬芳。尽管不是他的老家，他也把它当做“家”，游子回故乡般惦记着，患肺心症的贫困户甄逵，患脑梗的邵立财。故乡，只有离开才成其故乡。

张伟从事文学较早，有着浓重的文人情结，不断地发现探索人间烟火大爱芬芳。文人的情结是个什么样的情结？范仲淹“居庙堂之高”的忧民情结，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的报君情结，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放浪情结，刘彦谦“千古腐儒骑瘦马”的忧己情结。张伟从事文学，也一直没离开国家体制，他还在县处级岗位上。文学拽着他放浪，也时而怀旧忧己，体制让他心有家国，培养了他的关爱。他是一个中国大多数文人情结的复合版。这个“复合”版块，在他的以往叙述中就有所体现。他的长篇小说《碎石记》，把背景放在东西辽河交汇的地方，一位老师拼命守护着一片退化的苇塘，小村的贫困让苇塘开发成为众人关注的热点。作家在土地的退化和水土流失与发展经济提升生活水平两者间设置矛盾，既有还人类一片碧水蓝天的愿望，又有小民生活困顿的焦急。也设置了一个小村才子形象来代替作家本人时不时地放浪和忧己。北京评论家郑润良先生的评论中这样解读张伟的作品：“东北作家张伟的长篇新作《碎石记》则意在为我们展现一幅鲜活、生动的新时代乡村图景。该作品借一个东北小村落的发展变化书写时代流转与乡土社会变迁，寄寓作者对人类文明走向的深入思考。张伟的小说都是以乡村为背景，在乡下的烟火中寻找文明芬芳，在乡下的草木中捕捉人伦纲常，在乡下的鸡鸣中发掘生命力量。

张伟文化储备较深，有着浓郁的传统情愫，始终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当做自己行为尺寸。疫情出现，张伟写了不少防控日记，《文艺报》和《吉林日报》都以“一个市作协主席的防控日记”为题，显要位置大版面发表。文章中随处可见张伟的文化见解。比如《敛一束阳光》中，被困在家里隔离的武汉返乡人员情绪暴躁，嫌大喇叭吵。通常我们都会认为是他们把大喇叭当成了噪声，可张伟却笔锋一转，原来嫌弃的不是喇叭噪声，而是喇叭里面的内容，然后张伟用自己的观点阐释，厚古没必要薄今，厚今也没必要薄古。还有《便衣警察》篇，一个刚刚提拔的村民组长，71岁。小组长也是社长，过去叫生产队长，就是这样一个小角色，和张伟的县处级身份比照起来，相差多大的级差？可张伟却对这样一位“破格提拔”的小角色充满了喜爱，因为这个小角色身上有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品格：“今天轮到我和第一村民小组长李忠平守卡点，大雪弥漫，不远处雪幕里有个人影，不用问就知道是谁。刚刚从两村交界处回来，告诉我出村的那道沟坎里的雪已经清过，还垫了苞米秆子，里不出外不进怎么行？谁家有个急事谁家妇女难产车辆也能出去了。说完这些，把卡点旁边的旗子矫正，露出威风凛凛的‘安全检查’袖标，帽子压住白头发，威风凛凛地站在旗子边，样子就像一个通过庄子考核后才下文任命的便衣警察。”我以前也看过张伟的散文、随笔，都有他深入浅出、靠民族文化底蕴给他的文字做着坚强的支撑。

张伟的创作，始终见仁见智，见古见今，见血见肉，原因就是他的乡土情怀、文学情结、传统情愫。也正因为此，他能够在客运停运、出租车不得出城的情况下，背起行囊，徒步赶赴农村一线，参加农村防控队伍。

张伟徒步下乡那天是正月初六，我也接到了市作家协会群主发出他编写的顺口溜“废弃口罩危害大，随便乱扔很可怕，眼下疫情这么重，防控灾害靠大家。”

那会儿我不知道他是行走在去乡下的公路上，现在读了文章，眼前就能出现个情景：

一个穿蓝上衣黑裤子手拿老年机的老夫，背着行囊，迎着凛冽寒风行走在“在下美俗”和“江湖已远”的逆行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