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1941年6月的一天，蒸汽车间日本工头中野吩咐中国工人刘积德与另3名工人更换气缸盖上的管子。他们4人分两组轮换作业，当何玉林和另一名工人在等候换班时，被来查岗的中野发现，不问青红皂白，怒气冲冲地用铁棍子朝何玉林打去，何玉林顿时头上鲜血直流，疼得他昏了过去。等何玉林苏醒过来后，愤怒的蒸汽工人决定帮助何玉林教训中野。狡猾的中野得知后，暗中向何玉林许愿，但事后却不付诸行动。何玉林又要到宪兵队告状，中野无奈只好给了何玉林60元钱。

在沦陷时期的苦难岁月里，四平人民反抗日伪统治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各阶层的民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如发生在梨树县的民众反日斗争，就充分证明中国人决不甘当亡国奴的决心和勇气。

1936年前后的几年间，梨树县孤家子镇老公林子农民张贵，在当地群众的有力支持和联合署名保护下，多次进行反捐抗税斗争。他对为日本卖命的伪官吏、伪警察恨之入骨，面对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的汉奸走狗，敢斥敢骂，多次挥拳痛打，以暴抗暴，大快人心。

1943年冬天，几个体检合格准备入伍的“国兵”，在街里见一名警察将一个卖菜老农踢倒在地，将菜筐踢进水沟。几个青年义愤填膺，上前和警察讲理。但伪警察蛮不讲理，双方打了起来。几个青年追至一家饭馆门口，又有几个警察上来帮凶。恰好正有几个“国兵”在饭店吃饭，见此情景，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于是他们在饭馆找到木棒、铁锹，冲出来将几个警察打得头破血流，大盖帽子满街乱滚,围观众人拍掌称快。

1944年，日本人在榆树台假以招工名义，骗走王振生等30余个农民，带到农安强迫干苦力。王振生等发现被骗后，同大家商议，决定以有病为名拒不出工。汉奸工头找来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端着刺刀，强迫他们出工。王振生等无处讲理，气愤难平，挥起铁锹砍倒日本兵和汉奸工头，大家乘机逃离虎口。

同年11月，县内有360余名劳工，被集中起来送往哈拉巴山。途中，负责押送的日本兵对中国劳工非打即骂，肆意欺辱。如此非人待遇，激起劳工们强烈愤懑。一天夜里,按照商定好的计划，大家突然奋起反抗，用大镐和铁锹当武器，与手持枪械、刺刀的日本兵发生激烈格斗。除20余名体弱病残者未能脱身外，其余劳工都趁天黑在混乱中逃走。

（三）杨氏三雄战日寇

杨海、杨江、杨河三兄弟都是大土山站的铁路工人。九一八事变后，每当他们看到铁路上不断运输日军军火物资，用来攻打中国人时，就怒火填膺。他们三兄弟暗中组织了20余名铁路员工，活跃在大土山、卧虎屯、骆驼岭、玻璃山一带的铁路运输线上，只要日军的军车在此通过，他们就采取行动。1933年秋的一天，他们听说日军的军火要从大土山铁路线通过，三兄弟带领20几名员工连夜拆掉几十块连接铁轨的鱼尾板，使列车通过时脱轨。还有一次，满载物资和军火的日军列车在郑家屯到太平川这条铁路线上通过，三兄弟带领20几人，乘夜间火车停车之机，卸下一段铁轨，使列车颠覆。

当日军得知是杨氏三兄弟带头干的，就到处搜捕他们。但三兄弟平时深受群众敬佩，都热心帮助他们。一个名叫沈勋章的工头，唯恐三兄弟遭遇不测，就偷偷地把三人藏到自己亲戚家。日寇闻讯后立即到沈家搜查，在搜查时，日本人木夏的狗乱吃沈家的东西，被一个员工看见打伤，日本人借机抄了沈家，并打伤了人。工人们见事情不好，就纷纷起来，日寇借口说要闹事，派兵荷枪实弹包围沈家。由于工人们手无寸铁，沈勋章只好与工人从后门逃走，杨氏三兄弟也趁机逃脱。逃到横花店子时（现土山机场），工人于河的腿被打伤，沈勋章也被日军杀害，全身被刺了70余刀，成了血人，惨不忍睹。杨氏三兄弟在混战中打死2个日本人，然后逃走。

此后三兄弟又联络工友，一起制造了多起列车颠覆事件。据群众统计，1933年到1934年，三兄弟破坏日军军车几十次，打击了日寇的侵略气焰，被群众称为杨氏三雄。

（四）东北青年救亡会在四平的活动

1938年2月成立于日本的东北青年救亡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情报组织，其成员大部分都是伪满高级官吏子弟，出身于上流社会。他们基于民族大义，背叛自己的家庭，认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未来，主动找党，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战斗在抗日战争的地下战线，光复后，又为东北的解放作出自己的贡献。

东北青年救亡会是在3个秘密反日组织的基础上合并成立的：

一是东京反帝大同盟。创建者张为先、丁宜等。张为先，辽宁沈阳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其父张惠霖是东北著名的富豪，曾担任过沈阳商会会长、志诚银行经理。1928年，张为先自费留学英国，在此期间经同学何松亭介绍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后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到东北从事情报工作，但因未能接通组织关系而于1935年转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丁宜，吉林怀德人，是张为先在奉天省立第一高中读书时的同学。在接到张为先的信后，他也来到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深造。张、丁二人遂秘密开展反满抗日活动，筹建反日组织。1936年8月，成立了东京反帝大同盟。该盟章程规定：凡东北籍学生，只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国纲领，不计其家庭出身如何，即可入盟；在盟内，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由于日本标榜言论自由，允许出版、销售国内外进步书籍，因此，在东京的书店里很容易买到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以及鲁迅、艾思奇等人的作品。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反帝大同盟的成员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了解，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这为他们积极投身抗日救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