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四平师道学校师生的爱国行动，在四平震动很大。据当时派出所警尉补王熙寰说，这个事件是敌伪最吃惊的案件，日本人恼怒极了，恨不得多抓几个人才解恨，尤其是对大学毕业有知识的人，都列为了“要视察的人”。后来得知，所谓“要视察的人”就是指上了黑名单的人。对一些没有发到传单的学校，日伪警察也反复搜查，据当时四平市高级助产学校负责人曹叔亮回忆，助产学校在道东北三马路警察派出所小楼旁，助产学校100多名师生一切活动都在警察所视线范围之内，尽管学校学生没有捡到传单，传单也不容易投入这所学校，但日伪警察还是来这个学校搜查两次。

伪满梨树县国民高等学校老师刘占元在执教期间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质朴无华的中华风骨。他从不与日本教师交谈，从不恭维。他经常教育学生：“不要忘了你们是哪国人。”有一次用墨水瓶打了一向对日本人卑躬屈膝的首席教师宋绍武。他教学认真，不等上课铃声响完，必走进教室，为此，学生们为他送嘉号“大急行”。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从不穿伪满的“协和服”和西服，经常穿一件退了色的蓝长衫，一双旧皮鞋。刘占元就是用这种方法默默地反抗着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

在爱国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四平的大、中、小学生爱国情感被激发出来，他们用各种方式从事反日斗争，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柴纯然。

柴纯然的家乡梨树县郭家店镇，很早就被日本人强辟为“满铁附属地”，少年时代的柴纯然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者肆意残杀欺凌中国人的罪恶行径，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曾经画过这样一幅画表达自己对日本人的憎恨：一只大老虎张开大口正在吞吃“日头”，其用意不言而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守备队占据四平师范学校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经常在这里刑讯杀害中国人。柴纯然入学时，教室还悬挂着专门为刑讯吊打中国人用的粗木杆子，墙上留有大片的血迹，在平整操场时还挖出了一堆堆的尸骨，令人惨不忍睹。所有这些都让柴纯然和同学们愤恨不已。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迅速沦陷，日本侵略者竟然强迫各学校的师生和市民拿着小旗到大街上庆祝游行。这让柴纯然感到无比的心痛，他毅然决定借故不去参加游行。

1938年，在伪满建国大学读书的柴纯然参加了抗日救国秘密组织—“东北抗战机构”，后来担任了建国大学干事会的干事，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反满抗日，铲除汉奸，收复东北失地。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和同学杨忠志、胡玉峥、佟钧凯等人建立了读书会，以读书会为掩护，秘密进行反满抗日活动。他们深入到各年级向同学宣传爱国思想，传阅进步书刊等。1941年四五月间，柴纯然联络组织进步同学在王宏文的住所进行参加东北抗战机构的宣誓：“誓以至诚加入东北抗战机构，奉行中央抗战建国纲领收复东北失地，铲除汉奸，复兴中华民族，竭尽国民责任，励行同志义务，如违誓言，愿受制裁，谨誓。”为进一步开展工作，他们还办起了不定期刊物《前哨》，柴纯然经常给刊物撰稿，表达自己的抗日主张。

1942年3月2日，寒假返校后，柴纯然等人不幸被捕。在审讯中，伪法官诬称被捕学生是“国贼”，柴纯然义正辞严地痛斥他们说：“我们不是国贼，是爱国者，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我是一名中国人，日本侵略者到我们国家来，欺负我们就不许反抗吗？”他还勇敢地承担责任，保护同学。有两人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较少而不承认自己参加了抗日组织，伪法院提出要有人作证，柴纯然坚定地说：“我们的组织根本没有这两个人。”

经过所谓的审讯，柴纯然被日伪法院以“治安维持法犯”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被送到伪满新京监狱(长通路清真寺街13号)服刑。

在伪满新京监狱，日本看守用胶皮板子毒打犯人。板子是用三四寸宽，约一尺半长的厚胶皮轮带做的，安一木柄，毒打时，把被打者的衣服剥光，立着、跪着或叫伏在地，日本看守用双手抱着木柄用全力毒打，有时从头到脚毒打数十下甚至数百下，每打一下，背部立即红肿起很高一条，其痛难忍，但又不许躲、不许叫，否则毒打更厉害。1943年夏，有一次，在1941年“一二·三Ο事件”中被捕的佟钧铠（赵洪）等人在监房跪坐时腿下垫了衣服，被日本看守看见，就把全部政治犯叫出监房，用胶皮板子每人打一顿。同年9月某天晚间，王宏文、胡毓铮、那庚辰同室有一朝鲜族“犯人”唱歌，被日本看守听见，第二天早晨，全室的人都挨了一顿皮带毒打。又有一次，柴纯然为唱歌被毒打了几十胶皮板子，浑身青肿，痛得晚上不能睡觉。同牢的二期同学王用中，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在狱中高唱抗日的歌曲。一天，日本看守刚开开门，王用中就跑了出去，看守追上王用中朝他的臂部就是一刀。王用中负伤后，柴纯然自愿耐心照顾王用中，给王用中端屎端尿，擦洗化脓的伤口，一直到王用中含恨离世。1944年1月30日，柴纯然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折磨下，也惨死狱中，年仅24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