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深过大年 ■赵志军（四平）

时间的车轮不经意间又是一年农历腊月，而进入腊月，离春节就不远了。在中华民族传统风俗里，过春节有小年、大年之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进入除夕是大年。在我60多年的人生旅途中，记忆最深的是过大年，尤其是在乡下过的那些年，年过得有滋有味，轰轰烈烈，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那是20世纪60年代，我在省城念小学，家中姐弟六个，一个赛过一个能吃，粮食的定量自然不够，放寒假的时候正好进入腊月，在农村住的舅舅送来了黏豆包、冻豆腐，临走时免不了征求我妈的意见：“老妹子，看看今年让哪个孩子跟我回去，过年也给你们家省点粮食。”这时，姐弟几个便眼巴巴地看着妈妈的脸，只听妈妈说道：“就让二小子去吧，让他到姥姥家去淘个够。”这时候我便欢呼雀跃起来。

和二舅登上北去的列车，到达边陲小站已是午夜，迷迷糊糊的我跟着二舅下了车。二舅顺着铁路线朝停车相反的方向，跌跌撞撞地一阵疾跑，我在后边喊道：“二舅错了，出站口在那边。”二舅训斥道：“小子别喊，快跟上。”这时我才知道二舅买的是五分钱的站台票，急走20多华里来到姥姥家，天已经蒙蒙亮了。

第二天腊月二十九，过年的气息在这边陲小屯二道沟已是浓浓的了。早上刚起炕，就见到两个舅舅忙着拿出一个大纸卷，展开往北墙上挂。一脸虔诚庄重神情，我见到的是一幅画。画中一对老年夫妇正襟危坐，旁边写了不少人的名字。我便问姥姥，这是什么画？姥姥告诉我：“这不是画，是咱家的老祖宗，也叫家谱，过年必须先供老祖宗挂家谱。”舅舅们便忙着摆贡品，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对大烛台，中间是满满的一盘白面馒头，上面还嵌着大红枣，还有一个用煮熟的猪小肚做的大象，象牙是木头刻制的，弯弯地向上翘着，一盘粉丝用绿色颜料染过。最忙碌的还是对面屋住着的两个舅妈，黏豆包一锅一锅地蒸出来，早就包好的饺子一帘帘地摆到屋内角落，大锅里炖的猪肉屋内溢满了诱人的香气，我便忍不住直咽口水。

窗户纸上贴的是巧手的表姐剪的窗花，有喜鹊登枝，还有说不出来的人物。院内猪圈鸡架早已贴上了“金鸡满架”“肥猪满圈”之类的春联。

转天便是年三十，夜幕刚刚降临，小山村响起了零星的鞭炮声。舅舅家里也一改往日墙上灯罩里光亮如豆的小煤油灯，换上了玻璃罩子的大号煤油灯挂到屋梁上，早早就点上了。小屯中间唯一的一条一里多长小路上也由生产队出钱，几十米一堆，用煤油拌草木灰，点成路灯。此时小屯亮如白昼。

午夜各家各户开始进入最重要的程序接神。之后，便按照长幼顺序给老祖宗磕头，拜完祖宗便是小辈们给长辈们拜年磕头。再后来小山村沸腾了，鞭炮声响成一片，热热闹闹的年夜饭开始了。

大年初一，穿上舅妈为我们早已赶制成的蓝灯芯绒新衣，按照当地的风俗开始了到各家串门，相互拜年。当小辈的我自然是跟着舅舅没完没了地磕完东家磕西家，直磕得头昏眼花懵头转向。那时候的拜年还没有实行压岁钱，磕完头长辈们很大度地说了句：“起来吧。”在过年的日子里，我这个省城来的小客人成为屯内各家请客落不下的，吃完东家吃西家。当然，对我吸引力最大的还是每天晚上饭后，舅舅家的长江大哥讲故事。在闪烁的煤油灯下，长江大哥绘声绘色地讲着烈火金刚中的肖飞买药，还有大八义、小八义、五鼠闹东京，当然更多的是讲聊斋鬼狐故事。

20世纪70年代，我经历了家从省城搬到梨树农场，然后又搬到梨树县城。再后来高中毕业入伍进了军营。20世纪70年代末，我退伍后结了婚并调入公安机关。岳父家在农村，从那时起，每年春节都到岳父家去过年，又找回儿时农村姥姥家过年的感觉。岳父是大队书记，家里住的是那种砖挂面的土坯房，屋内墙上都用报纸糊着，炕上铺着炕席，上边放着火盆，院里是鸡鸭鹅狗。

岳父六个儿女先后成家立业，过年回家从十几口人，后来发展到近40人。岳母喂养两头猪，一头卖了做零花钱，另一头留着过年杀吃肉，岳父的一个亲属是小队长，住在后院，专门会杀猪，杀好的猪切好大块，猪内脏放到一个大盆里，紧接着大铁锅里切好的酸菜和切成方子肉块一起炖上，加上调料，不一会儿，屋内就热气蒸腾，香气飘满了屋子。起锅后捞出热腾腾的肉块，切成肉片，蘸上早就拌好的蒜泥，然后吃上几片满口香回味无穷。

大年初二，照全家福几乎成了惯例。从上世纪70年代末土坯房门前站着两排人，到2000年后四间大瓦房，墙上贴着瓷砖和铝合金门窗，门前四排站着40多人，还有些拥挤。

岳父家附近有一个供销社，是我每次去过年都必到的地方。这个供销社里面积不大，但农村生活用品比较全。晚上住在岳父家，和岳父岳母打扑克一直到深夜。清晨起来，在村子里面手拎着相机散步，望着太阳一点点升起，屯内家家户户屋顶上袅袅炊烟，岳父家院墙外一排大杨树上一群喜鹊喳喳叫着飞来飞去，我把这些都用相机记录下来。在岳父家过年，还不时有秧歌队到岳父家院内连唱带扭地闹一通，这时岳父岳母都乐得合不上嘴，并连忙给秧歌队发赏钱。

这种田园风光的大年一直过到2021年岳母、岳父先后病逝而结束了，但这些过年的浓浓的乡土情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